天津空管分局与天津市海上搜救中心开展工作交流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近乎来者不拒的系统。

[16]概括起来，支持违法性认识不要说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法与公众观念的一致性。反过来说，假若行为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具有违法的可能，那就不能认为他存在违法性认识错误。

正是由于行为的这种反价值性既是法律规范形成的源头和基础，又贴近于外行人的生活和意识，其一头联结着法律专业世界的阳春白雪，另一头联结着日常观念世界的下里巴人，故它可以成为求取法律语言与外行民众认知之最大公约数的工具，从而也就可以成为联通二者的桥梁。但问题是，决定合理处罚范围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一旦刑法未将某种过失行为纳入可罚的范围，那就说明在立法者看来，过失实现该类不法之行为的可谴责性本来就没有达到值得动用刑罚来加以回应的程度。[60]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果在违法性认识的问题上，允许以刑事政策之需迫使责任原则妥协让步，那又怎么保证责任原则在其他领域不会同样在刑事政策的重压下屡屡遭遇被侵蚀甚至牺牲的命运呢？正是由于责任原则参与构建了法治国实现自由保障的最后防线，所以不论是一般预防还是规范证立都不能构成对该原则加以限制的理由，无论是对该原则的公开无视还是对它的暗中规避都是难以容忍的。反之，形成反对动机的可能越高，则意味着行为人防止自己实施违法行为的难度越低，故其违抗法规范的意志也就越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加某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加某存在着事实认识和法律认识的错误，加蓬国政府对销售淫秽物品没有禁止，以致被告人加某误以为该行为在我国亦是得到政府允许的，因而将淫秽光盘误以为如普通衣物一样无须申报，不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

3.在违法性认识错误的问题上对责任原则进行软化处理，并无令人信服的理由 (1)责任说并未充分地贯彻责任原则。据此，故意只要求行为人对构成要件事实有正确的认知，违法性认识的欠缺并不阻却故意的成立。[38]也有学者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认为，对于罪过之性状本来就模糊不清的疑难案件,只能退而求其次将之认定为过失犯罪,并在相应刑罚幅度内适当从重处罚。

从这个意义上讲，错误是故意的反面，因此，认识错误问题的处理也是检验故意理论的最好试金石。其次，艾滋病携带者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这一点是被社会一般人所无法容忍的。[33]Urs Kindhaeuser, Der Vorsatz als Zurechnungskriterium, ZStW96,1984, S.22 [34]同前注[7]，杉本一敏文，第162页以下。然而，不得不说，这些批判都没有对认识说构成根本性的挑战，这是因为，如果从预见可能性的角度而言，对故意所要求的对结果的预见程度当然比过失更高，当具备这种高度预见可能性时，社会一般人在面临这种情形时，一般足以让其抑制自己的行动，但行为人却越过了这一道规范障碍，继续实施该行为，正是基于这一点，可以对故意犯施加更重的责任非难。

（一）作为我国通说的容忍说 从我国《刑法》第14条所规定的放任这一表述来看，可以说我国刑法所采用的就是容忍说的立场。当詹桥浮出水面时未见到秦某某踪影，便独自游回岸边。

故意的认识程度需要达到具体的预见可能性，即认识到了实行行为侵犯法益的危险性以及因果关系的基本部分，而过失犯仅需要具备抽象的预见可能性，可以从这一角度出发区分故意与过失。[38]参见储槐植、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刑法理论对现行刑法内含的新法律现象之解读》，《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该案中，教唆他人放火的被告人王新生、实施放火的被告人赵红钦，共同实行放火行为的地点是车站，放火时周围停有十多辆其他汽车，与其邻近的是家属楼、加油站等，且两被告人对此是明知的。例如，在著名的林森浩故意杀人案中，关于故意的认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了以下事实：林森浩于2011年与他人用二甲基亚硝胺做过大鼠肝纤维化实验，二甲基亚硝胺是肝毒性物质，会造成大鼠急性肝功能衰竭死亡。

[40] 笔者认为，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都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事实，而是一个需要被规范性评价的实体概念，而为这种评价提供基础的事实其实是一样的，即都是实行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不同的是对这种基础事实的认识程度。[52]参见湖北省红安县人民法院（2015）鄂红安刑初字第00030号刑事判决书。形成了各类黑色或灰色产业链，成为寄生于电子商务乃至整个互联网的毒瘤，尤以恶意注册、虚假认证、虚假交易三大灰色或黑色产业为甚。因此，判断行为人所认识的危险的现实化与客观存在的危险的现实化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本质性差异才是解决因果关系错误问题的关键。

秦某某趁詹桥到河边洗脸之机偷看詹桥手机信息，见詹桥当天中午与武汉情人有通话记录后，非常生气，并与被告人詹桥发生争吵。其次，作为确定行为人是否预见到危险的因素，可以考虑的有晏某某明知刘某某在车前、晏某某是具有丰富驾驶经验的司机。

[8]由此可见，容忍是建立在认识的基础上，即对于因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的构成要件结果的发生持一种漠视的态度，当行为所造成的不被法所允许的危险最终在构成要件结果中实现时，就可以将这种结果归属于行为人这种漠视的态度上。然而，能否认定这一因果流程是在被告人主观故意的支配下完成的，则存有疑问。

[25]然而，该结果回避义务的发动是以具有某种程度的预见可能性为前提的，正是因为故意的预见可能性程度相比过失而言更大，所以才对其施加更重的责任非难。初步查明马某等人盗窃支付宝账户3000余个，金额6万余元。因此，并没有必要固守故意与过失的绝对区分，事实上也不可能划定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与此同时，可以说只有将故意仅仅理解为责任要素才能为容忍说提供理论基础。这样的话，容忍这一要素就与违法性认识的内容几乎一致。在伴随结果的领域，他只是没有从认识上避免，至于意志方面则不需要了。

由此可见，意志说并不是铁板一块，甚至可以说其内部存在重大分歧。[20]参见［德］弗兰克：《论责任概念的构造》，冯军译，载冯军主编：《比较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以下。

[26]Ingeborg Puppe, Der Vorstellungsinhalt des dolus eventualis, ZStW 103(1991)，S.1. [27]Ingeborg Puppe,Vorsatz und Zurechnung,1992,S.39. [28]参见［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第六版），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从间接故意的概念产生以来，这一概念与有认识的过失之间的区分就成为认定故意时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

律师在涉及故意犯罪案件的辩护中经常会提出被告人在主观上是间接故意而非直接故意，就体现了这一点。气急之下，秦某某从被告人詹桥的车上下来并脱掉身上的衣服和鞋子往水库里走

此外，即使将故意的本质理解为一种主观意志的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行为人的主观欲求难以证明，只能根据客观的情况证据来推定。在围观群众告知其撞人的情况下，高宇下车查看。[31]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沪高刑终字第31号刑事判决书。如果没有开发并大量贩卖盗取数据库的软件，公民的个人信息就不会被大量盗取。

[47]参见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2015）周刑初字第333号刑事判决书。[26]据此，普珀提出一套根据风险的层级来区分故意与过失的体系：先根据经验区分危险的种类，如果某一行为具有适合造成结果发生的危险则为故意危险，反之则为过失危险，当行为人在行为当时认识到其行为具有故意危险，只要该危险最后在构成要件结果中实现，即可将其归属于行为人的故意，至于行为人在心理上对于结果的发生抱何种态度，是欢迎、接受、希望、还是痛苦，在所不问。

被告人晏某某与被害人刘某某系情人关系，刘某某因怀疑晏某某与其微信好友余某有不正当关系，便来到晏某某的租住房，用晏某某的手机对余某进行辱骂，并与晏某某发生争吵和抓扯。关于行为的危险性判断，应当以使用的工具、打击部位、力度、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实力对比状况等客观资料为素材，从社会一般人的立场出发进行事前判断。

形成了各类黑色或灰色产业链，成为寄生于电子商务乃至整个互联网的毒瘤，尤以恶意注册、虚假认证、虚假交易三大灰色或黑色产业为甚。以下笔者以因果关系错误以及方法错误为例进行检验。

然而，故意归根结底是作为犯罪成立的主观要件，一方面，在认定故意时，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问题现实地摆在司法实务人员面前。按照该观点，在上述案例中，张某等人虽然将其所开发的盗号软件贩卖给胡某，但对胡某会将该软件用于何种犯罪行为这一点并不知情，更谈不上与胡某共同希望或放任犯罪结果发生。[20]据此，弗兰克也奠定了认识论的基调：故意的本质在于行为人对于结果的认识，意欲因素可以通过行为表现出来，没有必要将其特别地作为故意的要件。[14]然而，该学说在表述上就极其容易招致误解，因为该学说归根结底并不要求存在行为动机才能认定故意，而只要认识到结果确实可能发生即为足够。

[45]参见前注[17]，高桥则夫书，第67页以下。[5]然而，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人权保障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反映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人权保障观念导致了刑事诉讼的理念与构造产生根本性变革，被告人不再被纯粹作为诉讼客体、被纠问的对象，获得了作为当事人的地位，在未经最终裁判确定有罪之前，被推定为无罪。

并且，作为刑法目的的可罚责任（制裁规范的发动）也减少了，因此故意责任的量在整体上就减少了。一方面，除了利用互联网实施传统犯罪，危害网络和信息安全行为也越来越公开化、规模化。

律师在涉及故意犯罪案件的辩护中经常会提出被告人在主观上是间接故意而非直接故意，就体现了这一点。例如，被告人王某与肖某某因为拉货问题发生争执，后王某在用大理石块砸向肖某某时，将坐在一旁的保安杜志家砸成二级轻伤。